莫德里奇带领克罗地亚，在世界杯上演加时逆转。人们感叹这个国家的国土之小，人口之少，以及它纷乱的历史。克罗地亚的人口只有400万，国土面积5万多平方公里，相当于半个浙江省。克罗地亚在1991年从前南斯拉夫独立，1995年才获得真正的和平，这届征战于卡塔尔世界杯的球员，有一半都经历过战乱，莫德里奇小时候和父母躲在难民所里，只有在动乱间隙才可以出门踢会球。

演奏《克罗地亚狂想曲》的钢琴家马克西姆曾说，“我们的家乡到处都是枪弹，但是你不能因此而停滞不前，你必须继续战斗下去。”在世界杯赛场，克罗地亚已经将加时、点球、逆转取胜演变为克罗地亚剧本，人们将这种战斗风格和他们国家的历史相互比拟。但人们忽略了一点，梅西和莫德里奇的故事，早就突破了悲情色彩的历史叙事，他们漂洋过海，已经变成了一本世界读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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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欧洲成就了梅西和莫德里奇，不是母国造就了传奇。梅西是欧洲送给阿根廷的礼物，莫德里奇是欧洲大家族里的新贵。如同海明威所代表的美国小镇青年从巴黎流浪归来，造就了美国文学。足球这一全球化消费运动，在不断输出更有竞争力的模式。它是一种动力机制，让后进模仿先进，令自闭模仿科学。一个自由流动的世界，带来更多可能性。世界杯的民族主义风气在消费潮流里逐渐暗淡。

在这届世界杯上，我们看到，球员选择代表哪个国家，其考量不仅取决于出身，还可能依据市场。世界杯赛场上威廉姆斯兄弟的故事是一个佳话。哥哥伊尼亚基·威廉姆斯看重血统和亲情，选择代表加纳参赛。弟弟尼科·威廉姆斯有自己的想法，决定成为西班牙队00后“青春风暴”中的一员。对他来说，祖国是陌生的，他的童年和未来都在西班牙。两兄弟，一个想代表与自己处境相同的人，一个希望经营自己有更好的未来。

这一现象还在维阿父子身上体现。1990年代传奇球星乔治·维阿现在是利比里亚的第25任总统，但他的儿子蒂莫西·维阿身穿的却是美国队21号球衣。和父亲的成长历程完全不同，蒂莫西·维阿的童年是在纽约、佛罗里达州度过的，从小接受的是美式教育，他在14岁时移居法国，加入巴黎圣日耳曼青训体系，随后征战法甲，现效力于里尔。他还喜欢音乐，有自己的工作室，经常在更衣室给队友放音乐，是球队DJ。

父子俩聊天频率不高，因为各自都很忙。在美国与英格兰的比赛中，乔治·维阿来到现场给首发的儿子加油。蒂莫西·维阿原本拥有代表利比里亚、牙买加、美国和法国四个国家的出战资格，他说自己很早就确定将来要代表美国踢球，他要和共同长大的队友们穿同一件球衣。这种回到个人主义的自由，和威廉姆斯兄弟一样，是独立经营生活的权利。这种各为其主的选择，正是足球给他们带来的流动的自由。

在中国，世界杯的经济效应同样是热词。义乌厂商们因世界杯而忙碌，早期他们忙着生产32支球队的旗帜、球衣、加油喇叭等。现在他们紧跟淘汰赛走势，加工生产四强球衣。与世界的连接不仅是在宁波港和上海港开通一条直达卡塔尔的“世界杯专线”，还体现在影响生活的订单上。世界疫情的影响反馈在义乌萧条的订单上，全球气候的变化体现义乌突增的电热毯订单上，世界杯的热闹又影响着义乌审时度势的球衣订单上。当大环境逐渐回归民粹主义，足球告诉我们，流动带来机会，全球化还是潮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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梅西和莫德里奇各自代表着阿根廷和克罗地亚，总有一个老将要提前在世界杯上谢幕，总有一方是落寞的。但其实结果无论谁赢，这都是一场伟大对决。这不仅在于比赛的高观赏性，还在于他们用自己的传奇故事，让全球看到了自由流动的价值。在世界版图上，他们都是小国。在足球上，他们的国家很大。

全世界都在欣赏这场半决赛，全世界都在观看这两个国家的故事，并为之感动。其中也包括我们。国内有一大批阿根廷球迷，他们在1978年媒体首次转播世界杯之后爱上阿根廷，他们从马拉多纳看到梅西，期待着梅西能带队夺冠。国内还有很多人被克罗地亚感动，他们在上届世界杯就知道了莫德里奇小时候放羊的故事，今年战胜巴西后，他们更加感叹一个国家刚独立30年的韧性，音乐网站上对一曲《克罗地亚狂想曲》的留言，已经达到了十几万条。但我们不能只看到这些国家的过去，我们更应该看到梅西与莫德里奇的现在。

中国队经常缺席世界杯，但就像观看这场比赛一样，民间反省的力量，很大一部分来自足球。在足球世界里，我们没有停止过参与、感动，更重要的是有反省。这种反省是珍贵的，它提醒我们，放弃大国的思维，将眼光放在世界之远。在没有中国队的世界杯，民粹主义思维框架坍塌。球迷们融合世界，都能找到自己的主队，真正意义上成了全球化一代。在这个意义上，阿根廷迎战克罗地亚，梅西与莫德里奇相逢，这是地球上最伟大的演出。还好，我们都欣赏到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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